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的末年，天灾人祸，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就有很多人走向强盗匪寇生涯。
赵旧觉得一个帝国如果社会动荡不安，犯罪横行，当然首先应该指责帝王与大臣们的无能和腐败。
但是也用不着反过来歌颂强盗和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动荡与罪恶的一部分，这岂不是最浅显的道理吗？
大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无非两类：一类是神棍型，某一个神棍装神弄鬼，骗得了一群民众的顶礼膜拜，便野心膨胀，想做皇帝，对于这一类“农民起义”没什么可说的，其部众本身就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是野心家的工具和炮灰。
东汉的“黄巾军”、北宋的方腊，就属于此类，而岳飞所对付的钟相杨幺，就是以巫教起事，大致也属于此类。
而另一类就比较复杂，确实是因为老百姓在天灾人祸之下，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遂成燎原之势。
该怎样看待呢？赵旧一方面当然同情他们的不幸，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用尽各种烧杀掳掠的手段求得生存之后，却未必就会对还在蒙受灾难的自己的同类产生出什么悲悯之心。
相反由于他们的极端经历，其道德和理性可能早已降到了人类的最低水准之下了！
历史上如黄巢、张献忠、杨幺等人，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不管是占领了几州几县的钟相杨幺也罢，还是只有一个山头的山大王也罢，一旦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其作威作福的程度，就未必比大宋勋贵文武大臣少多少，这根本就不是贴个阶级分析的标签所能解决的问题。
在南宋初年，外敌侵略攻杀不断，国家处于危难困境的艰难时代和非常时期，在华夏民族一致对外、保家卫国，抗击外敌侵略的大背景下，赵旧绝对不允许意外发生，唯有心狠手辣，扼杀一切动乱之源。
刘光世领了诏命，便兴冲冲的去找李纲、吕颐浩他们这些相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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