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234738772b2d_5">第一节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bold">一、天下定于一
<="bold">1.法、道、儒的嬗替与融合
当此轴心思想大爆发的时代，正是诸侯野心勃发的时代。各国争相变法，在国内废井田开阡陌、废封建改郡县。井田制的温情与节制被初税亩这种“非礼”的新财政技术所替代，血统贵族的荣誉与尊严被计首授爵的军国体制一扫而空。各国君主的贪婪需要靠战争来消化，新铸刑书的令行禁止也需靠人性的贪婪才能最大化其效用，追求事功的法家遂大行其道，迂阔的儒家与恬退的道家则为人所讥。变法诸国必须能以外养内，损他国以自利，否则难以令国内各群体的贪欲得到餍足，其道必败。山东六国竞相变法，力量相互抵消，无从损他者以自肥，形成一种恐怖均衡。唯秦有地利之便，东有崤函之固，易守难攻，西戎、蜀境则成为秦赖以自肥的对象。故而秦变法虽为最晚，却后发先至，一出函谷，六国均衡遂破，天下定于一。
孟子曰：天下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秦国一统天下，再无他国可供自肥，只能损黎民以肥朝廷，朝廷变成统一的天下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遂“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盖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单凭法家行事，其逻辑走到了尽头。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项羽、刘邦皆为楚人。西汉帝国最终整合了秦制、楚武、齐文而得享祚长久。汉高祖依凭丰沛集团起家，又联合了秦人以及其他诸侯国，最终取天下。汉朝继承了始皇帝之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政策，也继承了秦朝留下的通晓法律之文吏当国的治理方案。就其法统来说，汉朝继承了三个法统，先是依张楚法统，将自己由芒砀山群盗集团转变为体制内的沛县政权；再是依楚怀王法统，据怀王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而成为汉王；又依秦的法统，完成从独立王国的政权组织转化为支配多个独立国家的帝国政权组织的转变。<="="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46—248页。">故而田余庆先生评之曰：“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第28页。">而汉高祖“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汉书&;礼乐志》。">齐之儒学从外在之“礼”的角度规范了汉廷。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议，及至再往后刘向父子，乃至东汉《白虎通》，更是将齐儒接引入帝国统治基础深处。中华大地的多元结构以此而被汉帝国熔铸为一体。
汉初行黄老之治，并非因为汉室源自楚地遂爱道家，实则一方面汉高祖与丰沛集团共同打天下，集团的核心人物与汉高祖近乎合伙人关系；一方面汉高祖为孤立项羽，不得不向韩信、彭越等巨头出让利益，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皇帝欲专制而不可得。“如果说秦始皇的皇权乃是在消灭王国废止分封之上建立的，刘邦的皇权则是在复活分封保证各国王权之上建立的。”<="="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250页。">清静无为故而是最优选择。
相应地，对于汉室来说，其首要的威胁者实际上是这些帝国内部的强藩，其首都也就必须选在有地缘战略优势之处。刘邦本欲都洛阳，经娄敬与张良力劝，改都长安，据关中以制山东，在军事地理上形成东西关系。<="="娄敬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参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参见《史记&;留侯世家》。">这一选择保证了帝国安然平定七国之乱。汉唐首都不出长安与洛阳，这就形成空间上的东西关系，是以豪族社会为基础之统一帝国的基本空间结构，后文还会有详述。
然而秦制毕竟给汉室提供了强化集权秩序的可能性。经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排除了异姓王的竞争；又经文景削藩，汉武帝再行推恩令，同姓王也被消解为近乎郡县，而汉初的军功集团之勋臣也已凋零殆尽。汉初分封制的复活，遂被终结。武帝终得一展拳脚，讲求无为而治的道家自然不合他的胃口。既然能够抗衡君主的分封力量已然不再，则官僚机器自会成为君主的应手工具，汉初便已建立的文法吏之治，更形展开，武帝朝遂有著名的十大酷吏。
同时，武帝也需新的正当性叙事，以摆脱黄老之治的传统对自己的束缚，因而用董仲舒“天人三策”，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独尊之儒术，与孔子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不一样了。实际上，孔子所倾心意图恢复的封建秩序，在其提出之际就已经不可能。盖因三代之封建乃基于不可追溯之传统，赖于秉承武德之血统贵族的卫护；传统与血统，皆非人力所能设计，涵育这两大传统的古典土壤肥沃但脆弱，一旦被君主摧毁则不可复建。今人有指责董仲舒为专制辩护，此一批评实在不得门径。汉初封建被消解掉之后，武帝的专制已然是不可逆的事实，无法指望董子如同教皇对待国王一般对武帝进行训斥，便能消解专制。从根本上说，专制的基础在于社会结构，而不在儒者之言辞，儒家能做的，只是另构正当性基础，将正义之根基从君主手中剥离出来，放置到上天手中。
比较法家、道家、儒家三种思想体系可知，法家虽精于治理，利于君王之统御，但欠缺超越性关怀，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道家虽有超越性关怀，却既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也无师承传统，难以做体系性延续。唯有儒家，其在周代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关注天意人心，可作为普遍性认同的基础；巫史主导并记录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的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着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西汉去古未远，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得汉代的儒家与谶纬之学相表里，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汉儒通过谶纬将天意与人间秩序全面联系起来。天意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皇帝无法以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作为趁手工具，来肆行己意治理天下，儒生反倒成为天意的解读者，从而对君主的肆意形成外在约束，这种约束的强度肯定不如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约束来得有效，但差不多已是时人能够做到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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