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ld">1.草原的兴起
在中原一统之前，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悠然自得，逐水草而居。小部落自由地以肉奶马匹与中原诸侯交易其他必需品，不受统一的单于之管束，也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秦国一统天下之后，遂北向出击，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各自分散的小部落不得不联合成一个大部落联盟，以应对中原之压力。秦二世元年，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东亚大陆上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的对抗历史就此拉开序幕，其中贯穿的历史逻辑，规定了此后约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依据轴心时代的空间想象，中原的一统，可以说就是普遍帝国的达成。是故，秦始皇君臣皆以此为亘古未有之伟业，合三皇五帝之号于一体，以至尊之“皇帝”为号。<="="李斯等奏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称号从时间上将始皇帝之统续接至上古，从空间上表达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意涵，有往古来今、上下四方唯我独尊之意。但是草原帝国倏然崛起，将中原的普遍帝国还原为一个特殊帝国。汉高祖定鼎未久，挟战胜楚霸王之余威，挥军北上欲破匈奴，却遭“白登之围”，不得不屈辱求和。此后数代汉帝，皆以和亲之策获得与匈奴的和平。汉文帝曾向匈奴单于寄送国书，书于一尺一寸的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效力于匈奴的西汉宦官中行说指导单于以一尺二寸的简牍回书，其印封等皆以更大尺寸，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参见《史记&;匈奴列传》。">依照汉朝的象征性秩序，皇帝致单于书之辞，大致可以类比为皇帝对一个地位略高一些的藩王；但是匈奴将此象征性秩序扭转过来，其统续接于天地日月，即使不是俯视大汉，至少也是平视之。草原英雄以一种挑衅的方式告诉傲慢的中原帝国：你不过是个特殊存在而已。
<="bold">2.汉武雄图与中原豪族化之始
然而，为中原王朝提供着正当性的普遍理想，势必要外化为一个普遍帝国。只要还没有以某种方式达成这一目的，普遍理想的叙事逻辑就会引导着皇帝的野心朝这样一个方向运动，未知其结果甚至会是毁掉这个特殊帝国。
文景之治给大汉留下了丰富的积蓄，汉武帝尽此蓄积，北击匈奴凡四十四年，数封狼居胥。匈奴百姓妻子离散，不胜悲苦，然中原人民也未尝好过，“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参见《资治通鉴&;汉纪十五》。">。过半的户口损失，不是因百姓战死沙场，而是百姓苦于皇帝筹措军费征敛无度，遂抛弃田园成为流民。“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参见《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未成为流民者，也托庇于豪族，隐匿其户口，逃避朝廷的赋敛；而堪称地方土皇帝的郡守以及诸侯王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躲避中央的节制，也有与豪族结盟共抗朝廷的动力。中原于是结束了从秦皇到汉武的过渡阶段，开始进入豪族社会。<="="豪族的最初来源，有秦末汉初的六国贵族后裔，有私人工商业豪富，有汉初军功集团后裔，有豪杰游侠，有地方强宗大姓等等。参见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
在这里可以看到，草原秩序与中原秩序深刻的互构关系。没有中原的统一，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而草原崛起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遂给中原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财政压力在汉武帝时期导致了社会的豪族化转型，在宋代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在明代导致了朝廷对于社会的压制及至张居正变法甚至民变。中原与草原，任何一方的历史脱离开对方都无法获得有效解释，双方互为条件，在对方那里激起的社会历史演化还会不断地反馈回己方，并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演化。这样一种互动、互构的历史，使得中原、草原双方在更高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共生体，这是双方在真正意义上共享的历史记忆。
连年用兵，国用日绌，于是武帝听取张汤之策，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将货币铸造权收归朝廷，又行盐铁专卖，以便另开财源。<="="“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参见《史记&;张汤传》。">盐铁专卖起自春秋时期管仲的“官山海”，汉武帝再次施行此一政策，此后历史上时断时续，从唐朝后期开始再次施行专卖，直到近代。盐铁专卖的施行与否，与中央朝廷的强弱有关，强朝廷则有能力行专卖。<="="朝廷的强弱与帝国的强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帝国强弱是指对外，朝廷强弱是指对内，完全有可能强帝国而弱朝廷，或强朝廷而弱帝国，究竟情势如何，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关。譬如初唐是强帝国，但是由于诸多军事贵族的存在，朝廷并不强；中唐之后是弱帝国，但是由于贵族凋零，反转成强朝廷；宋以后，进入平民社会，无论帝国强弱，皆能持续地保持强朝廷。">而朝廷主持铸钱一事，在秦二世时曾经尝试过，为了给朝廷开辟财源，收天下之钱于咸阳，由朝廷统一铸造为新钱。结果导致民间通货短缺，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2年，第42页。">汉武帝的尝试却并未带来严重的经济萧条，原因在于从汉初到武帝统治中期，处在人口高速增长阶段，从约1500万—1800万增长到3600万。<="="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4页。">人口的增长推动了乡村内部对于货币需求比较低的短途交易的繁荣发展，以致虽然民间的货币被朝廷收走，但是经济并未陷入严重萧条；而秦二世之际战乱平息未久，人口数量犹未恢复，遂致失败。武帝幸运地避免了亡秦之祸，但盐铁专卖与铸币权的上收强化了集权秩序，反过来压制了社会的活力。对外战争用给无度，即便统收铸币权，仍然国用不足。于是武帝多次改铸货币，使其面值高于实际价值，又发行皮币等。紊乱币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90—192页。">通货膨胀使得民间开始减少货币的使用，反过来更多进行实物交易；豪族兴起，小民投靠，使得大量的实物交易在其势力范围内部具有了更高的效率，货币更被储藏起来。于是，曾经号称“多金”的西汉王朝，在武帝中期之后贵金属流通量骤然减少，皇帝对臣子的赏赐再也不像此前一般出手阔绰。
所有这些，都是汉武帝好大喜功政策的自然结果，但亦可说这是普遍理想激荡下的特殊帝国在很大可能上会导向的结果。武帝的努力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但是由于上一次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经济资源的潜力已经开发完毕，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武帝的这一系列努力带来了反效果，其雄图大略带来了帝国的辉煌武功，但也埋下了帝国瓦解的种子。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痛陈：“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才免得周厉王与亡秦之祸。<="="在田余庆先生看来，汉武帝的作为，有一个从用武到“守文”的治国策略转换过程。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载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辛德勇先生在新著《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一书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汉武帝的这种“策略转换”，并非历史真实，而更多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一种历史构建。但辛德勇先生也同意，汉武帝较之秦帝，至少是更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做战略收缩调整。">
<="bold">三、从豪族崛起到中原陆沉
<="bold">1.东汉从中兴到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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