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韩昻：《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bold">3.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两晋官吏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南朝方面，宋为69%，南齐，梁，陈；北朝方面，北魏，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第253页。">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7页。">。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国家学校，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其君主也都曾亲临学校，监督学生考核。东晋的国家学校则不过百十学生，且时有时无，管理松散。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是羯人石勒之功。参见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9页。">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bold">三、孝文帝之败与宇文泰之成
<="bold">1.孝文帝的集权改革与失败
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62页。">盖因政治秩序的建构，其底层根基毕竟还是武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基础便是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中原鼎沸之后，历史运动的主轴只能转到过渡地带的长城沿线，由兼容农、草的人群来完成秩序的重构。对于政治来说，武力的运用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武力的运用是否能够拥有正当性；正当性只能基于一种普遍理想的叙述而被建构出来，而普遍理想只能出自中原，“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到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帝国已历大半个世纪，其二元帝国的制度建设已颇有气象。但是皇帝仍然受制于两种贵族、豪族：一是鲜卑军事贵族，八部大人对皇帝的意志始终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是中原的豪族，他们维持坞堡经济，隐匿户口，逃避租调徭役，令国家的税基不足，中央财政力量不大，这反过来使得皇帝更加依赖鲜卑军事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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