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建成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宪法规定，每个加盟国有自由退出的权利。然而，“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联邦制不过是走向最终单一制的过渡形式。可是，苏联后来的实践证明，苏联的联邦制连这种‘过渡形式’都不是，而是直接的实实在在的单一制”<="="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145页。">。这种实际上的单一制保证了这个联盟不会解体，其奥秘在于苏联共产党的党建工作。
党建的理论基础，还在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提出的苏联的历史使命：以苏联为基础，将共产革命扩及全球，最终实现一种普遍超越，实现人类的终极大同。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苏维埃联盟的成立，不外乎实践该历史使命的必要步骤。
从理念上来讲，无产阶级政党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必须胸怀天下。“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确认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苏］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14—515页。">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苏］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载《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21页。">。
依照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最终的超越是唯一正确的前景。这里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方面，该前景是唯一的，所以，领导各族人民去到这个前景的党也应当是唯一的。“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苏］斯大林：《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载《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8页。">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合法政党，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党只能作为苏共的支部存在。
另一方面，该前景是正确的。其正确性需要有对历史意义的深刻把握才可被理解，也就是说，一般人是需要引导的。所以，“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1页。">。由此得出的推论便是，无产阶级政党自然地应当超越起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民族意识，超越一般工人阶级的认识，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自觉地联为一体，承担起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这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苏联只能有一个党，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该党是属于全人类的党，各国共产党只是其支部，共同地担当起人类的历史命运。斯大林的这一套论述，逻辑上是高度自洽的。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党的组织原则。高度的纪律性与组织性是列宁主义建党的核心原则，“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4页。">。
党的执政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根本在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9页。">由此，又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排除了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空间，因为阶级专政是超越民族意愿的根本。“应当记住，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自决权从属于后一权利。有时候会发生自决权同另一个权利，即同最高权利——执政的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相抵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自决权不能而且不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权利的障碍。前者必须向后者让步。”<="="［苏］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载《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215页。">
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则要更加体现党作为正确引导者的地位，由各级党委对各级政府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每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完全由苏共中央指派，以确保国家的统一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地位要高于平行的政府机关。从而，“通过层层管理机构的每一级，从克里姆林宫一直到中亚最边远地区的区行政部门，党都保持着这种超越一切的地位”<="="［美］迈克尔&;刘金：《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8页。">。如此一来，通过对“人”的掌控，斯大林从根本上掏空了基于“人”“地”结合的民族独立的可能性。这保证了从理念上来说担当着重大历史命运的苏维埃帝国的一统性。
如果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作某种意义上的政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称作某种意义上的国体的话，便可以说苏联是用政体的一统来克服国体的多元乃至分裂的可能。苏联以政体作为国家的本质，以国体作为工具形式，与通常国家的政治逻辑大不相同。理解它的关键在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服从于他的总体政治构架，通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机体。该帝国既有着超越性价值，又有着现实的策略，以一种现代性的极端方式，回应着现代性的挑战。同时，该帝国的秩序又有着巨大的扩展力，原则上来说，可以在不改变宪法结构的情况下，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扩展至全球。<="="斯大林的理论中有着各个部分复杂的相互牵制关系，对其的改革如若没有对此种复杂性的深刻把握与理解，再在此基础上相机而动，便有可能带来国家的灭顶之灾。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新思维改革，在党的机构中进行权力下放，又使党从对政府工作的干涉中退出，恰好把斯大林用以维系联盟不至于解体的中央集权制政党去掉了。此种政治幼稚病使得苏联的解体不可避免。">
<="bold">二、中华民族的自我超越
现代转型当中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要实现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统合整个中华民族；第三，要实现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任务彼此矛盾，却又要同时解决。国民政府在三重任务的彼此纠葛当中，未能完成引领中国现代转型的任务；共产党则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尝试，该尝试部分借助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部分满足了转型中国所需的足够大格局的精神容量，同时完成了三重任务，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困局。这里面复杂纠结的历史结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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