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到远东来看，便可知，英国在这里的谋划势必要以远东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普遍开放为其基本目标，其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等的设定都是围绕此一目标展开的。若欲中国市场的普遍开放，则维持一个统一而又适度繁荣，并且接受英国“规训”的中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让中国有能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我统治，英国便既无须承担治理的责任，又能获得全部的贸易好处；倘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其他列强可能会向英国封闭其瓜分部分的市场；倘若中国过于贫穷，则不可能拥有对于英国商品的消费力；倘若中国太过强大，英国又会无力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的市场则未必能为英国所占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草原帝国对于中原的“榨取-保护”的关系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其中的行为主体和经济逻辑发生了变化。
因此，英国最初的政策是扶助大清，对其进行“规训”，将其引导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成为自己的庞大市场；同时要通过对大清的扶助而形成远东的均势体系，与俄国形成相互制衡，使得英国仍然可以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超然姿态，成为整个格局的主导者。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大清并不是个合格的远东代理人，英国不得不将眼光转向日本。反过来，英国对于大清则更多地寻求一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在《马关条约》之后大清努力筹钱支付对日赔款的时候，英国极力推动大清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贷；大清为了“以夷制夷”的考虑，也向其他列强进行了大量借贷，英国遂进一步胁迫大清，令其同意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来担任，以此来掌控帝国财政。由于大清向各国的贷款及分期支付的赔款基本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英国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对华优势。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相对国力下降，面对德国在海上的挑战、俄国在亚洲陆上的挑战，渐渐有些力不从心。故而英国被迫开始放弃其“光荣孤立”的政策，寻求结盟，1902年的英日同盟遂构成此后英国远东政策的基石。但英国的结盟政策，仍然是确保其普遍经贸利益的手段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确保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统一与适度繁荣，以及确保英国对其的控制。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英国赞同美国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庚子之变后，会同美国重申此一政策，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证中国不被肢解。
而在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及其智囊团看来，世纪之交的时代正面临着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巴黎向外转移的契机，它或者向东移至柏林和彼得堡，或者向西移到纽约。这个重大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由哪一方控制亚洲市场，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将会展开竞争，所以英国和美国这种海洋民族应该结盟对抗非海洋的俄国人和德国人。<="="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卷，周桂银、杨光海、石斌、刘飞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52—453页。美国的相关战略思考，还可参见［美］阿尔弗雷德&;塞尔&;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也是后来美国能够顺畅地接过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一直延续到一战结束，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什么太大变化。在辛亥革命后，英国很快主导并带同其他列强，向袁世凯发放了“善后大借款”，力图以此扶植起一个有能力在中国维系基本统一局面、保证市场繁荣的政权；同时，通过五国银行团的协同行动，将其他列强也捆绑在同一利益格局当中，以确保英国所主导的远东格局不受挑战。英美两国的这种政策取向，是中国在最衰弱的年代中得以“以夷制夷”，不至于彻底遭到瓜分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出于英美的善意，而是出于它们对于自身最佳利益的判断。
<="bold">3.一战及其后的英美转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仅是让列强关系彻底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崛起为强国，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全部崩溃；一战还带来人类在国际秩序观上的深刻变迁，即，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这种理念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脱离开实力对比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实主义对实力的讨论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它认为，和平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力量均衡将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战争来实现政治目标，而只能通过大国间的和平谈判来实现。只有这样，和平才是有保障的；试图简单地通过各国间的善意来实现和平，这种和平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善意是否可靠。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国际政治大师汉斯&;摩根索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堪为经典。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但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一方面，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另一方面，一战打到后来呈现出极大的荒谬性，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为何要打仗，只是在战争惯性下咬着牙坚持，这使源自古希腊、古希伯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和神学传统中的“正义战争论”<="="关于“正义战争论”在西方精神传统中的传承与流变，可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罗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林国华《西洋正义战争学说简述——从奥古斯丁到维多利亚》，《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等等。">遭到巨大挑战，所有的正义性都在毫无意义的血腥厮杀当中被还原为梦呓。<="="现实主义同样是坚持正义战争论的，由此还会转化出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性乐观精神；只不过在理想主义看来，现实主义对“正义”的界定可能是有问题的。但理想主义的这种批判对现实主义没有实际杀伤力，因为这是两种正义观之间的争论，无从找到独立的标准来判断孰是孰非。现实主义的承诺在一战中的落空，才是对现实主义真正有杀伤力的。">
这样一种荒谬的战争，不啻对19世纪以来洋溢在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的巨大嘲弄；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叙事逻辑，为战争本身重新确立正义基础，否则这场战争有可能彻底毁掉西方的精神和伦理世界。而一旦找到这样一种新的叙事逻辑，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将被重新定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最初的目标都已经不重要，甚至会被人们刻意遗忘掉；战争的目标会被重新定义，战后的秩序安排也会因此获得一种规范性的方向引导，西方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获得新生的机会——虽则这种机会不一定会成功，但原有的精神世界肯定是会失败的。因此，在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此时有两种主要的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列宁主义。两人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他们的主张区别很大。<="="简单说，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压迫弱小民族，引发内外各种矛盾；因此，为了确保世界和平，便应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允许弱小民族独立建国。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懂得了尊重其他民族的命运，和平便有了保障。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便爆发了战争；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还有对外转移矛盾的需求，所以未来还会爆发大战。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消失，阶级矛盾便得到消除，人类实现大同。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嗣后从不同的角度都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关于列宁主义，留待后文详叙，此处先展开谈一下威尔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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