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一经提出，便迅速占据了整个国际政治界的道德制高点。英法两国即便很讨厌威尔逊主义的不切实际，却也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它。因为在荒谬的战争中挣扎出来的两国，要想获得精神救赎，让数百万死者和伤者的巨大牺牲获得意义，接受威尔逊主义便是其为数不多的机会。依照传统的战争伦理，德奥两国只是战败国，却无罪责，德国的领导人之所以肯于接受投降的要求，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预设；但威尔逊主义要想成立，必须要有一个道德上的敌人，所以也只能将战争归罪于战败的德奥，<="="马克斯&;韦伯也思考过相关问题，意识到传统的战争观已不足以解决为一战赋予意义的问题，必须重新设立战争观及责任观。但是作为德国人，他只能对外归责，同时这个责任的识别也必须是基于可获得普遍性认同的理由。所以他认为：“唯一一个只有通过一场侵略战争才能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就是与俄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态度融为一体的沙皇制度。沙皇统治负有真正的战争责任，而同盟国则是未能‘以任何体面的方式避免军事冲突’。‘沙皇统治……构成了各民族以往从未设想到的最可怕的奴役制度——它一直存在到这个和约出现为止。’德国人民1914年‘团结起来毅然决然投入战斗’，‘仅仅是一场抗击沙皇统治的防御战’。”（参见［德］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使其背负起一种伦理枷锁。可以说，因为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获得救赎，德奥两国便不得不成了新的道德祭坛上的祭品。
威尔逊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虽然被西方人限定在了“白人世界”，但这种限定并无足够强的理论根基，相反，突破白人世界而达致全人类，才能让该原则真正获得逻辑自洽。所以，到了巴黎和会上，该原则迅速获得所有弱小国家的热情支持，“民族自决”原则遂也构成约束战后秩序安排的规范性原则。很多人都热望着这一次和会将是人类永久和平的开始，力图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主义内生于西方世界的精神需求，却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在近代基于“文明”“野蛮”之二分而成的“二元外交体系”，<="="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讨论。">将其法权秩序从西方世界的禁脔拓展为属于全人类的公共善，在规范意义上，它从一种特殊秩序自我实现为一种普遍秩序。
但是，威尔逊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也有一种尴尬的困境。它的实现，实际上需要国际层面的深层合作，但是由于“囚徒困境”的存在，不合作反倒是单个博弈者的理性选择，深层合作很难出现。要打破囚徒困境，有两种途径，一是多次的反复博弈，另一是有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使得违约的成本远大于违约的收益，合作便会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关于囚徒困境以及对囚徒困境的破解，可参见［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多次博弈以破除囚徒困境，其有效性很依赖于博弈主体对历史经验的体会，行为主体的持续参与是基本前提；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多次博弈，往往是以数十年为时间单位，经常一两代人就这样过去了，参与博弈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换人了，而人类从历史教训当中学到的往往很有限，以前吃的亏到了后面的代际经常还会再吃。以多次博弈来破除囚徒困境，在国际政治上成本很高，效率很低。打破囚徒困境的效率更高的方式还是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通常这就是一个超越于各博弈国之上的一个霸主国。
但是这里又有新的困境。一方面，这个执行人本身的中立性如何确保？唯一的可能性在于，作为第三方执行人的身份本身，对于霸主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它为此愿意保证中立性，并且愿意节制自己不以此自肥，否则会损害其长期利益，但这种保障并不总是够牢靠。另一方面，姑且假定它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期利益，从而愿意自我节制，但如此承担起第三方执行人的责任，相当于输出秩序，这同样是需要财政输出来作为支撑的，而财政输出则需要在本国内部进行政治博弈，那么该国内政的博弈结果是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意志，以便完成财政与秩序的输出？这种输出还必须让输出国能够有效地从过程中收租，事情才是可持续的；而收租过程只能通过一种经贸过程来完成，倘若输出国在需要其作为执行人的地方却无足够的成比例的经济利益，则它在事实上不会向这里输出秩序。所有这些条件加在一块，就意味着以第三方执行人机制来破除囚徒困境，也是个高度困难的事情。
这一系列困难的存在，意味着威尔逊主义所需要的那种深层合作是非常难出现的，它需要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因此，威尔逊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口号可以喊得很响，但在实践中经常难以落实，反倒会让它显得很虚伪。而倘若明白拒斥威尔逊主义，仍然坚持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话，又很容易让拒斥者在国际上陷入道德困境。这一种两难格局，是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陷入一系列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困境在巴黎和会上关于远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呈现了出来。为了拉拢日本在大战中站在自己一边，英法等国向日本承诺了在战后让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行为当中是常见的利益交换。但是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置换，使得该承诺丧失了正当性；而英法倘若不接受威尔逊主义，则其无法以现实主义将这四年的荒谬战争正当化——这一场战争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任何现实主义所能容忍与辩护的边界——反过来会让本国遇到更多的麻烦。所以英法便不得不对威尔逊主义虚与委蛇，但这又使其要兑现当年对日本的承诺时变得很尴尬；更及英法仍然坚持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这更使得其口头上的威尔逊主义变得虚伪。
美国当然愿意采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原则，它高度鄙弃老牌殖民帝国肮脏的现实主义政治。但是美国在内政层面上并无法形成足够强的政治意志，以至于可以用强力来担保其理想主义的秩序原则一定会落实，所以美国对于中国只能表达一种道义上的支持，而无法给出实质性的支持。这让当初对于美国抱有巨大希望的中国极度失望。
日本则认为自己对于山东的主张是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的，因为段祺瑞执政府曾在“西原借款”当中承诺，以山东的路矿权作为抵押品。但是日本也愿意支持威尔逊主义，因为它从威尔逊主义当中进一步引申出“种族平等”的主张，要求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平等。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或许会吸引中国的支持，但日本面对山东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与理想主义自相矛盾，反而在中国受到巨大的敌视。
各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差不多都是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交易与化解的，德国的山东权益最终还是在列强的妥协中被交予了日本。中国在巨大的希望中迎来更加巨大的失望，于是在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它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成果，以剧烈而又深刻的方式扩散于中国社会，民族主义焕发出巨大的动员力量。辛亥革命只影响到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五四运动才将精神自觉灌注到一般市民阶层当中，寻找现代中国的精神历程由此展开。但是这也开启了后来历史上所能看到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对抗，它们都构成后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展开过程当中的重要因素。
巴黎和会的各种权宜之计与虚与委蛇，是不可能真正带来和平的，它带来的只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终结了欧洲列强的旧秩序，战后的美国相对于西欧国家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于是欧洲各国若欲形成合作，所需的第三方执行人终于出现了，战后欧洲踏上了统一的进程。美国的强大国力与其强大的政治意志，在远东获得了同样清晰的体现，英国终于从远东霸主的地位上彻底退了下来，将远东主导权过渡给了美国。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